辟邪求寿:“桃文化”的民俗意象及其当代资源转化

发布时间:2015-02-05   阅读次数:

桃,原本是一种寻常果木,所谓“瓜果桃李”、“桃李芬芳”。然而,套用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关于葫芦的一句话来说,桃乃是名副其实的“人文瓜果”。无论是作为“桃”之实体构成的桃树、桃枝、桃叶、桃子、桃核(仁)、桃花,还是与桃有关的劳作如种桃、剪枝、嫁接、移栽、摘桃、送桃、卖桃、吃桃、赏桃、仿桃制作等,都积淀着厚重的文化意识,是民间思维模式的泛化与载体。可以说,“桃”在中国,既在诸多文化形式中凝结为纷繁多样的文化意象,又渗透在不同的地域族群中,与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连接在一起。要想真正理解“桃文化”的真谛,就离不开对其文化意蕴的挖掘与其应用于民俗场合中的种种境况的考察。而作为具有鲜明地域性色彩的民俗文化的“桃文化”,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要深入挖掘的,经过一定模式的转换,可以在当今社会中形成一份极为难得的民俗旅游资源。

一、辟邪:“桃”的信仰

信仰民俗中的诸多仪式,是孕育民族性文化意象原型的温床。这些意象原型将众多自然景观、社会现象进行了人生化的诗意处理,体现出一定的人生况味、人性深度与民俗心理。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与文化精神内质的核心部分。任何文化传统的凝结与传承都与特定地域族群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有关,而在作为传承主体的人的思维活动,自然也就潜移默化地受到这些意象原型的导引与制约。比如考察我国历史上与“桃”有关的种种意象就会发现,主邪、辟邪与“桃花美女”联想可能是处于原始状态的思维原型。

前者显系原始崇拜信仰之遗风。桃花、桃枝、桃实色皆血红,古人便以为那些吸食人精血的妖魔鬼怪都在桃树上存身。这一意识甚至影响到现今许多地方的园林种植格局——人们一般不在院子里植桃,更忌栽于前院,否则桃树根扎到屋里,“邪气”内侵,这家人便有性命之忧。山东临清至今还流传着民谣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中不栽‘刽子手’。”“刽子手”指的便是桃树,主灾邪多。民间还有一种说法,种桃树主逃荒要饭,“门前一株桃,讨气讨不了”的说法,大约是由“桃”、“逃”谐音而来。河南灵宝人有“只许种桃不许砍伐”的祖传规矩,恐怕亦与这种“桃树主邪”引生的古老畏惧心理有关。不过,据说在肥城桃乡,许多农户却愿意在庭院中栽植桃树,一来可赏花得果美化环境;二来可震慑鬼邪不敢上门;三来一旦家中孩童摔到受了惊吓,其父母很便利地攀折一段桃枝,一边摇动桃枝,一边抚摸小孩头顶,念叨“扑啦扑啦毛,吓不着……”即可招魂平安。习俗虽异,而驱邪之意则同。

按照原始野性思维的眼光看来,桃树既主邪又能避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人类难以避免的许多危险、灾祸,可以用本身“载邪”的桃树来抵御。据《淮南子·诠言》记载,桃木雕刻之俗源于后羿死于桃棒之传说——羿以善射闻名,逢蒙拜师学艺,学成后恩将仇报,举桃棒猛击羿后脑。羿死后被封为宗布神,阅领百鬼,故桃木避邪驱鬼之说便流传于后世。[1]桃树既为鬼木,自身具有相当的灵力、法力,鬼惧桃树之说便显得合情合理,于是便削桃木为人形,立于户侧,或刻桃木为印悬挂门户,或制桃木剑,皆用以驱鬼避邪。民间甚至有以桃枝殴击病人以驱除体之“恶鬼”的旧俗。而游走于民间里巷的道士、法师,于踏罡布斗拿妖捉鬼之际,往往也要仗恃一把三尺桃木“斩妖剑”。平民百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有病有灾时,便常插桃枝于门首,驱避邪鬼。比如山东胶东一带在五月端午或家中生小孩时,都要在门上挂几根桃枝。西北敦煌地区“凡种树,东方种桃九根……”的古俗,以及民间颇多崇信的“寿桃”一说,恐都与桃树的“避邪”意识有关。王安石的诗句“千户万户憧憧日,总将新桃换旧符”,说的是以前人们过年前家家户户以桃木画上门神或题上门神名字符的习俗,一边一块挂于大门前,目的也是为了压邪。这便是后世春联之滥觞。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在古诗经时代这首催促新娘上妆的“催妆歌”中,先民们以鲜艳繁冶的桃花附丽即将出嫁的美丽少女,一唱三叹,风光旖旎。唐代文士崔护“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故事使得“桃花运”一词在我国路人皆知。今人所谓的“桃色事件”、“桃色新闻”显然是叠合了桃的“主邪意识”与“美女联想”的双重寓意。在广大民间,则有大量的“桃花女故事”到处流传。比如甘肃永登县薛家湾人,至今仍流传着很多周公与桃花娘娘斗法的故事传说。据说周公善算卦,桃花娘娘则精于厌胜(即破解法)。每次斗法的结果都是周公大败狼狈不堪。最终无量祖师(真武大帝)出场,收二人做了“金童玉女”得道登仙。薛家湾人心目中的桃花娘娘,永远年轻艳美、聪明机灵,他们对之却从无半点侮狎之心。原来,以卜卦算命禳灾祛祸为主要职业的薛家湾人,向来敬尊桃花娘娘为职业祖师。每次外出谋生前的“出行”仪式中,定要虔诚崇拜其神位,请她保佑自己“空怀出门,满怀进家”。他们得以驰名西北高原的重要法术便是桃花娘娘八十一镇法。据老人们讲,桃花娘娘最怕受攻击的“命神”,正是被薛家湾人悉心照拂、长得花团簇簇的桃林虬枝。

究其因,桃花以其俏丽的花朵、缤纷的落姿,深深地触动了国人的某种情感,遂悄然渗透于人们心理的潜深层面。桃树开花结实,常被民间用以喻指女子适时出嫁生子,人人在婚嫁喜事中喜欢选用“诗经”中“桃之夭夭,有贲有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的后两句作为喜联贴于大门两边。“桃花”作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信息载体,历经世世代代的传续承袭,已经深深积淀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自古及今,我国有那么多的与桃花、桃树、桃实有关的民俗事象便不足以为奇了。诚然,漫山遍野盛开的桃花,呈现出一道与刚刚逝去的严冬迥然不同的自然风景,民间艺人在咏赏春天时,便不能不时常涉及桃花。久而久之,桃花作为人们情感意识的某种对应物、作为某种生命情调和美感载体便不断地被抒写、呈现出来。[2]

与桃有关的种种神秘传说,使得人们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与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们调查过的青州市五里镇井塘村,很多年老村民至今仍然相信,桃树的枝条能辟邪驱鬼,桃框能锁住小儿的生命。另外我们发现,村里的建筑家具多用桃纹装饰,端午节要在大门上挂桃枝,春节悬挂桃型灯笼,堂屋要挂“桃寿星”图。该村同时活跃着两个信仰组织:四季社和玉皇社。四季社供奉无生老母和四季老母(春季为观音老母,夏季为清凉老母,秋季为文殊老母,冬季为普贤老母),每逢四季交接之时(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要举行“接季”活动。社友在接季活动时要载歌载舞,咏唱“念佛”的仪式歌。有意思的是,虽然玉皇社与四季社所信奉的神主不同,举行仪式活动的日期有异,但参加两社活动的人员大致叠合,两类仪式活动中载歌载舞的形式极为相似,所咏唱的曲调与唱词几乎是一样的。他们最常表演的唱段是:

五棵桃树

一棵桃树满天云,俺跟师傅进佛门,进来佛门同修练,不要回头恋红尘。

两棵桃树开得白,俺留师傅这一回,千留万留留不下,经卷佛法俺为身。

三棵桃树开得红,俺同师傅这一层,去时踩着泥和水,回来俺踩着冻冻凌。

四棵桃树开得黄,俺跟师傅进经堂,进来经堂见老母,老母就是俺母娘。

五棵桃树叶儿尖,俺同师傅上高山,上去高山香火会,香火会上得团圆。

念到这里佛为满,念上迷陀保周全。

二月二,百虫复苏,江苏南通民间在二月二用面粉制作寿桃等,蒸熟后插在竹签上祭虫。晚上再插在坟地、田间,认为这是供百虫之神和祭祀祖先的食品,祈求祖先驱赶虫灾,也希望百虫之神不要危害庄稼。此时的面桃并非为了求寿,却与祭祀祖先神灵以辟邪祛灾有关。

肥城广植桃树,历史悠久,有关桃的传说颇多,流传广泛的《桃花仙子》、《老城城墙无西门与桃木避邪的传说》等斗妖故事,也都属于这类驱邪避鬼的母题类型。除此之外,用于避邪的桃木雕刻挂件、摆件有桃木剑、桃木斧、桃木梳子、桃符、桃木人、桃印(“桃印符”)、桃木貔貅、桃木碗等上百种,且其使用、放置皆有一定讲究,如在门上挂桃枝,室内挂桃木剑或将桃枝放在屋内,在小孩身上系着用桃刻制的小棒锤、小桃木篮、小桃木棍、小桃木剑等。《典术》云:“桃乃西方之木,五木之精,仙木也。”其味辛、气恶,故能厌伏邪气、镇家宅、除凶祸、宜子孙、保平安,福盈门、寿百岁之说。种种物件,正是人们上述美好愿望的生动表达。

肥城桃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习俗,如果桃农在桃行里发现有“桃王”——由一个花芽开出两个花呈并蒂状而形成的,果实一大一小,大的桃比一般正常大桃还要大,故称“桃王”——桃农还会按照传统方式,上供烧香,磕头敬神,祈求桃王保佑桃行丰收。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哪年桃园里桃王多,肥桃就一定丰收。[3]

二、求寿:“桃文化”的泛民俗化倾向

在中国神话与传说故事中,仙桃又是长寿的象征,有一种很受民众喜爱的年画就是寿星老人手捧仙桃的形象。神话中的王母娘娘要定期召开“蟠桃宴”。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桃子是一种广泛入药的水果,民间普遍认为吃桃能让人延年益寿,所谓“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桃的药物作用,《神农本草经》云:“桃花,杀注恶鬼,令人好颜色。桃枭,微温,主杀百鬼精物。”[4]孙思邈《千金翼方》云,桃花可以“令人好颜色”,桃毛“主下血瘕,寒热、集聚,带下诸疾,破坚闭”,桃叶“主治尸虫,出疮中虫”,桃胶“主保中不饥,忍风寒”。[5]

死亡,无疑是先民无法逃避而必须面对的问题。长生不死的观念,是历代人们内心产生的最强烈的愿望。通过食用某种神奇的食物或药物规避死亡之劫,永生不老,便是具有无穷魅力的幻想。桃子味美可口,能入药利身,又是辟邪驱鬼的“圣物”,人们很容易就赋予其长生不老的神奇功能。《神异经》说巨桃可益寿:“东北有树焉,高五十丈,其叶长八尺,广四五尺,名曰桃。其子径三尺二寸,小狭核,食之令人益寿。”[6]《列仙传》中,有仙人名为师门,常以桃花为食;另一仙人名为犊子,常采食桃子,并将余者在冬市外卖。不仅是桃子,桃树的其他部分也是难得的仙药,如葛洪《抱朴子·仙药》说:“桃胶以桑灰汁渍,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轻有光明。”[7]用桃胶配制的药物可治百病,长时间服用则“身轻有光明”,而身轻正是飞升成仙的前兆。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有很多,当然是《汉武故事》中西王母用以招待汉武帝的三千年成熟一次的桃子:

(西王母)因出桃七枚,母自啖二枚,与帝五枚。帝留核著前。王母问曰:“用此何为?”上曰:“此桃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 [8]

传说何仙姑是唐代武后时某年三月初七日生,同所有仙人一样,何仙姑生时紫云绕室,头顶有六道毫光。她13岁入山采药,遇纯阳仙师,赐之一桃,道:“食此尽,他日当飞升。”食桃后,果然不饥不渴,洞知人间祸福。

黄景春、郑艳认为,蟠桃的原型是现实中的桃子,体现的核心观念是长生不死,通过附会神话的、道教的相关内涵而具有神异仙果的特征。神话中蟠木被误读为蟠屈的大桃树,使仙桃获得了蟠桃之名。道教对西王母等神仙的塑造,对东海、昆仑以及天上仙境的描绘,推动蟠桃园的位置发生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位移。民众和作家在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中对蟠桃的构想最终奠定了蟠桃的仙药特性。可以说,蟠桃是我国人民在神仙思想的激发下长期建构的文化意象。[9]

面馍是山东各地逢年过节时蒸制的面塑工艺品,寿桃、仙桃的造型最为常见。寿桃在许多地区是必不可少的寿诞贺礼,也是最常用的祭神贡品,如无鲜桃,可用面粉做成桃形馒头代替。胶东地区祭海用的面馍一般每个在三四市斤左右,饰有面花的仙桃馍造型是必不可少的。过去在济南地区贺寿,若是桃熟季节,送上的是连枝带叶的肥大甜美的鲜桃,以应西王母寿桃三千年一熟的故事。没有鲜桃的季节,便以面制的寿桃代之,即把面捏成桃子形状,包入豆沙、枣泥等馅,顶部点染红色,蒸熟即成。面制寿桃形象逼真、色彩鲜艳,用做贺礼颇增喜庆气氛。若是在燕喜堂、聚丰德等这样的老字号大饭店里摆寿宴,店家会摆上特制的寿桃,比外面摊子上买来的寿桃馒头要精美得多。至今,有些地方庆寿,必须陈寿桃于寿堂几案上,九个寿桃相叠为一盘,三盘并列,取“久寿”之意。更为隆重的要由小辈给寿星献“寿桃山”,放置于寿堂正中的八仙桌上。所谓寿桃山,是在两米高的木驾上,放置100多个大小不等的寿桃,依次排列,上下约七八层,在寿桃山的正面和两侧的每层上,分别站立100多个大小不同的米塑戏曲人物,如龙凤呈祥、郭子仪拜寿等,山顶上还有一只大花篮做背景,站立着老寿星,一座寿桃山要用100斤左右的米粉做成,需要两个人五天才能完成。

鲁西南地区,结婚时有在男方大门顶上压红砖的习俗,一家几个儿子,从娶第一个儿媳时开始,就用红纸上谈兵包一块砖放在门楼上,以后每娶一房儿媳,就再摞上一块红砖。生儿育女时则在门上作标识,生男后要挂红旗,生女后则在门首插桃枝,桃枝上拴红布,名为“挑红”。

在肥城,这种与长寿吉祥有关的桃木制品比比皆是,有用桃木制作的如意、龙凤呈祥、天官赐福、葫芦、鸡、喜鹊登枝、麒麟送子、五福寿、福寿双全、松鹤延年、八仙庆寿、松鹤寿星等等。此外,还有多种寓意道德教化的桃木制品,如镇纸、笔架、笔筒、一品清廉台屏,有的还在上面专门刻有“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新年纳余庆,嘉节好长秀”等佳句,以警世人。这与广泛流传于肥城桃乡的诸多伦理道德故事具有互文关系。如果说《割股疗亲》、《养姑洞》等故事是从正面宣扬孝亲乃人间正道、善有善报的思想,《桃奴与“弃母泉”》则从反面彰显不孝的严重后果。具有多种民俗功用的有桃木风水镜、龙凤镜、平安瓶、僧头、台式镜、富贵鱼、大钱币、双龙、神龙戏水、文财神、武财神等。

三、作为当代民俗旅游资源的“桃文化”

民俗旅游,又称“文化旅游”、“特色文化旅游”、“绿色旅游”、“随意旅游”、“适宜性旅游”、“柔软旅游”等,其要素是旅游者亲自参与性质不同的自然、劳动和文化活动,亲自品味、体验无可比拟的真实存在。作为旅游业的一种,它目前正逐渐延伸到世界各地,尤其是一些边缘地区。它是通过把自然和文化资源介入到市场体系的方式,积极地为保存资源做贡献。作为一种可持久发展的旅游形式,它一般不会带来文化生态和环境生态的破坏。但它并不是一剂灵丹妙药,而只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地区,才可能是区域性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

这种旅游形式适于大众,强调小型发展。最初是少量旅游者,在相对遥远而且不发达的地区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旅行路线可不断改变,旅游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其显著特点是旅游者亲自接触当地人,参与、体验当地生活与文化。民俗旅游一般是当地人投资,当地人拥有所有权,同时最大限度地防止资金向外流失。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被看作是民俗旅游业的基础,当地政府与民众应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这些核心资源的消耗。在泰国、库克群岛以及其它许多地方的研究都可证明:这种小规模的民俗旅游业,其经济效益远远胜过大规模的旅游业,而经济效益及就业可直接受益于人民。

具体说来,民俗旅游具有下列效益和优点:(1)较低的资金投入,不需要为此特建豪华设施;(2)旅游者的兴趣可以增强当地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进一步发掘和保护本土文化的积极性,使其文化充满活力。(3)由此带动相关小商业的繁荣,使得资金直接落入当地人的腰包,是典型的“富民经济”。

这样一种民俗旅游业的目的,不是制造一个停滞不前的、展示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而是在为当地人带来直接利益、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为一个处于变化状态的社会保留其传统文化、知识、智慧。换言之,它将通过区域民俗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对于自身民俗文化的一种积极性保护。

显然,“返朴归真”式的自然生态旅游,与深度体验式的文化生态旅游,比较适合桃乡肥城旅游的发展方向。规划充分,出奇制胜,将旅游建立在肥城地区的“桃文化”沃土之中,同时采取一些方法和措施,把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将使这一地区极具吸引力且经久不衰。

一项对于近年来外国旅游者的调查访问表明,他们对于不同的文化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几乎所有的旅游者都向往着一种充满原始与野趣的自然环境,都有着与当地人接近的强烈愿望,渴望更多地了解、体验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喜爱的项目,是在那些陈列着真正农村家具、泥瓦结构的、具有古老风格的房间里居住数日,和当地人一样体验日常饮食,参加民间表演,体验传统的生活方式。近年来,这些“有特殊兴趣的旅游者”正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而上述旅游资源在桃乡肥城可谓得天独厚。当然,要想使这种回归自然,感受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的体验需求,在桃乡肥城变成一项比较成熟的民俗旅游业,还需要精心的设计、组合、强化,在充分挖掘本地自然、历史与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的基础上,创制出不脱原汁原味的精致旅游产品。

从民俗旅游或深度旅游、体验旅游的角度来看,目前的黄河三角洲旅游现状尚不能满足游客的预期。尽快摸清桃乡肥城“桃文化”资源的家底,将之放在旅游产业资源的角度予以考量,乃是当务之急。鉴于此,以下原则应该成为桃乡肥城民俗旅游业发展的共识:

1.旅游产品定位。这是一种主要倾向于自然风景和民俗文化的旅游,使国内外游客体验一种浓郁的桃乡文化情调。除桃花可观,桃子、桃仁可食,桃核、桃木可雕,桃叶可制茶入药等之外,我们还能向游客提供哪些“桃文化”体验?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创意并精心设计的。

2. 注意设计合理的旅游节奏,将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日常家居式的体验旅游结合起来。特别是后者这种生态化、活态化的民俗文化体验,游客往往更感兴趣。

3. 就“桃文化”生态而论,桃园、桃行、村落、客栈、庙宇等是其空间载体,岁时节日、民间杂艺、三百六十行类商业活动等则是“桃文化”的催化剂。埃德加·莫兰有感于人类的精神现在正被各种条条框框所封闭,提出要重视一种“复杂思维”的方法:“复杂性的方法要求我们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要粉碎封闭的疆界,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重建联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虑到特殊性、地点、时间,又永远不忘记整合作用的总体。它是趋向整体认识的张力,但是同时又意识到矛盾性。”[10]就此而论,在民俗旅游设计中,应广泛展示民间艺术、民间杂艺、民俗仪式、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而不应仅仅孤立地关注“桃文化”。

尤其是具有鲜明的表演色彩的民俗仪式,代表着本土文化的悠久传统,是极为难得的民俗旅游资源。在艳丽无比的桃花世界的映衬下,或在累累桃果所营造的喜庆氛围中,震撼人心的锣鼓声,五彩十色的焰火,开放式的乡村场院或古式院落,当地农民组织的简单、拙朴的文化表演,规定性仪式中男女老少的自由发挥……可以共同烘托出节日般的热烈气氛。在特定的场景中,这种真实自然的民间表演甚至比专业演出更具吸引力,因为它们在民俗文化的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民间乐器表演(婚礼或葬礼),民间戏曲,手工布鞋、刺绣、剪纸等工艺品,民间信仰仪式表演,古村落等等,而不是那些廉价、俗气、批量生产的塑料纪念品,和“西游记宫”、“文化村”之类的常见项目。而遍布桃乡自发形成的各种民间团体,长期以来一直是乡土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加强村际关系、人际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桃文化”这样一种软实力更应特别注意挖掘保护。

(作者:张士闪,民俗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淮南子·诠言篇》:“羿死于桃棓。”许慎注:“棓,大杖,以桃木为之,击杀羿,是以鬼畏桃也。”(转引于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993页)古代文献中另有关于神荼与郁垒于度朔山上桃树下“简阅百鬼”的说法。见应劭《风俗通》:“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转引于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年,306页)这类神话故事都突出了桃树镇鬼辟邪的仙木特征,是对后世以桃木压镇鬼物之俗的溯源性解释。

[2]张士闪、耿波:《中国艺术民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185页。

[3]肥城市文化局内部资料:《桃史探源》。

[4]吴普:《神农本草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第127页。

[5]孙思邈撰,陈文国校注:《千金翼方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

[6]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七,中华书局1985年,第4282页。

[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205页。

[8]鲁迅:《古小说钩沉》,齐鲁书社1997年,第223页。

[9]黄景春、郑艳:《从蟠桃到蟠桃会》,《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第79页。

[10]〔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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